罗马灭亡的另一解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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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帝国的崛起与陨落,强权的交替更迭,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无论是学术的圣殿还是街头巷尾,人们总喜欢从各种角度,谈论帝国兴亡的一切消息。内容不外乎是从帝王将相、政治制度、军事战争、外交斡旋等常规的因素中寻找着自己的观点。而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,早已不满足这些常规的角度,科学、科技的进步,让我们从人转向“非人”的研究领域。细菌、病毒、气候等自然因素,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,这些角度也使那些似乎已经有定论的历史研究有了新的目标。

在西方,古罗马是永恒的话题,关于它的一切都可以被一遍一遍地讨论,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去研究。在近些年的研究中,有些学者就将焦点放在了“非人”这一领域,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·哈珀所著的《罗马的命运:气候、疾病和帝国的终结》一书中,就将气候与疾病这些自然因素拉出来讨论、研究,从另一个侧面让读者看到了古罗马灭亡的另一种解读。

作者将罗马帝国900年的历史,以环境的变迁为基础分为了三个部分,分为罗马最适气候期、罗马过渡时期和晚古小冰期。开篇以经济为切入点,讲述了罗马人在第一段时期的辉煌。几个世纪以来,地中海曾成为众多国家、城邦的争夺焦点,围绕着地中海,小国各自为政混乱不堪,而罗马恰好在此时崛起。以武力为基础凝聚了全部国家暴力的罗马,势不可挡,罗马军团在各种领袖英雄的带领下,围绕着地中海建立了广袤的大帝国。罗马人甚至将地中海称为“我们的海”。罗马在军事的推动下,以统一的帝国政策管理着大面积的领土,气候的善待,就像天佑罗马一般,给罗马带来了粮食的丰收。

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,地中海气候温暖多雨,当时的地中海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室,任何粮食作物在这片土地都能疯狂地生长。小麦可以在高山种植,冬季也不再寒冷,北非成为罗马的粮仓。现在地中海南侧大片沙漠地带,在当时都是极其富饶的土地。农业的优势也转化成经济的优势,人口增加、物质丰富、市场繁荣在这个统一的大帝国下,互相传播,自然与人为的结合成就了罗马帝国的昌盛。而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—罗马、波斯、贵霜、汉朝也都受到了自然的恩惠,那段时间是欧亚大陆的气候最优期,成熟的王朝通过自然的福泽给予自己生长的养分。

在这段气候最优期末端时,作者在文献中发现,环境恶化的记录不断增多,扩省建设带来的乱砍滥伐,水土的流失,让土地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当罗马皇帝哈德良到访北非时,大旱已经持续了5年,而气候的不稳定对帝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6世纪一系列火山活动,导致了一段相对寒冷的时期。气候的骤变让农民和帝国难以及时作调整。原本罗马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发展,人口的增长和聚集、市场的繁荣是以农业的稳定为基础。但是急转直下的农业情况,给人口膨胀的罗马造成了巨大压力。与此同时,外来的传染性疾病也摧残着罗马,向它发动袭击,成为决定罗马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在气候最优期后的两个时期内,罗马帝国暴发过三次大型疾病,而这三次事件都以当时在位的皇帝命名—安东尼瘟疫、西普里安瘟疫、查士丁尼瘟疫。虽然,诸如疟疾、腹泻、感冒等流行疾病常见于古代罗马。但是,公元165年的一场疑似天花的瘟疫,随罗马军团的足迹传遍了整个帝国,这种起源与异域的流行病开始入侵西方。而作者在书中用文献的确实记载,告诉了我们这些疾病、瘟疫的恐怖效果。起初在肆虐过后,疾病并没有消失,暂时的退却只是在寻求适宜的条件再次出现。等待条件出现后,便会再次暴发。165年大瘟疫过后,178年、182年和191年,在温暖潮湿的埃及,安东尼瘟疫曾多次暴发。而商队与军团又成为了这种传染病强力推手,将地中海周边再度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下。

公元249年,一种新的病毒自埃塞俄比亚向北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。这种发病急的病毒,造成了人口的锐减,在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些遗迹中,发现了大量被草草焚烧的尸体,这样大规模的尸坑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,人们采用这么极端且粗糙的处理尸体的方法,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的恐惧。作者大胆猜测了两种可能,这种病毒有可能是和禽流感类似的流行性病毒,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,猖狂于非洲的埃博拉病毒。而当时不明所以的人们将它称为西普里安瘟疫。因为这场莫名的病毒,基督教得到了大力的发展,人们对死亡触目惊心,开始寻求宗教的庇护,而异教徒则开始对现实世界产生恐惧。

第三次瘟疫发生在公元541年,因鼠疫而引发的腺鼠疫,从拜占庭传入地中海世界,在这里停留了超过200年之久。当时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尼,压榨民力,强挺着从蛮族手中收复了罗马大部分失地,复国的美梦在拜占庭成为了可实行的目标。但这场以查士丁尼皇帝命名的鼠疫,却让他的梦想破灭。这场鼠疫致死率可高达50%,瘟疫肆虐时,一天一个城市就有成千上万人死亡。横扫地中海以后,鼠疫在各地潜伏起来,等待时机再次肆虐。在书中最后的数据显示,在公元650年左右,欧洲人口仅剩3700万人左右,罗马城甚至不到3万人。疾病与气候并不是单独作用的,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气候的变化给大规模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,而罗马帝国的城市化发展使得人口聚集且急速增加,通商贸易、讨伐征战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方便。

本书把气候和疾病单提出来,对罗马帝国的灭亡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,着重自然因素而非人为因素。这对一直以来罗马灭亡的固定思维提出了新的挑战,作者用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佐证自己的论点,从书末的长达79页的资料来源可看出,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的功底和他对自己推论观点的信心。罗马帝国的衰落并不是某种原因的单独作用,当我们从作者的角度再去看待罗马的陨落时,我们会感觉到在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和无力。如果不敬畏它、不去了解它、只是过度的汲取、压榨,人类也只会感受到自然的无情和恐惧。(《罗马的命运:气候、疾病的帝国的终结》[美]凯尔·哈珀著李一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(柳树下)

大帝国的崛起与陨落,强权的交替更迭,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无论是学术的圣殿还是街头巷尾,人们总喜欢从各种角度,谈论帝国兴亡的一切消息。内容不外乎是从帝王将相、政治制度、军事战争、外交斡旋等常规的因素中寻找着自己的观点。而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,早已不满足这些常规的角度,科学、科技的进步,让我们从人转向“非人”的研究领域。细菌、病毒、气候等自然因素,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,这些角度也使那些似乎已经有定论的历史研究有了新的目标。

在西方,古罗马是永恒的话题,关于它的一切都可以被一遍一遍地讨论,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去研究。在近些年的研究中,有些学者就将焦点放在了“非人”这一领域,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凯尔·哈珀所著的《罗马的命运:气候、疾病和帝国的终结》一书中,就将气候与疾病这些自然因素拉出来讨论、研究,从另一个侧面让读者看到了古罗马灭亡的另一种解读。

作者将罗马帝国900年的历史,以环境的变迁为基础分为了三个部分,分为罗马最适气候期、罗马过渡时期和晚古小冰期。开篇以经济为切入点,讲述了罗马人在第一段时期的辉煌。几个世纪以来,地中海曾成为众多国家、城邦的争夺焦点,围绕着地中海,小国各自为政混乱不堪,而罗马恰好在此时崛起。以武力为基础凝聚了全部国家暴力的罗马,势不可挡,罗马军团在各种领袖英雄的带领下,围绕着地中海建立了广袤的大帝国。罗马人甚至将地中海称为“我们的海”。罗马在军事的推动下,以统一的帝国政策管理着大面积的领土,气候的善待,就像天佑罗马一般,给罗马带来了粮食的丰收。

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,地中海气候温暖多雨,当时的地中海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室,任何粮食作物在这片土地都能疯狂地生长。小麦可以在高山种植,冬季也不再寒冷,北非成为罗马的粮仓。现在地中海南侧大片沙漠地带,在当时都是极其富饶的土地。农业的优势也转化成经济的优势,人口增加、物质丰富、市场繁荣在这个统一的大帝国下,互相传播,自然与人为的结合成就了罗马帝国的昌盛。而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—罗马、波斯、贵霜、汉朝也都受到了自然的恩惠,那段时间是欧亚大陆的气候最优期,成熟的王朝通过自然的福泽给予自己生长的养分。

在这段气候最优期末端时,作者在文献中发现,环境恶化的记录不断增多,扩省建设带来的乱砍滥伐,水土的流失,让土地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当罗马皇帝哈德良到访北非时,大旱已经持续了5年,而气候的不稳定对帝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6世纪一系列火山活动,导致了一段相对寒冷的时期。气候的骤变让农民和帝国难以及时作调整。原本罗马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发展,人口的增长和聚集、市场的繁荣是以农业的稳定为基础。但是急转直下的农业情况,给人口膨胀的罗马造成了巨大压力。与此同时,外来的传染性疾病也摧残着罗马,向它发动袭击,成为决定罗马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在气候最优期后的两个时期内,罗马帝国暴发过三次大型疾病,而这三次事件都以当时在位的皇帝命名—安东尼瘟疫、西普里安瘟疫、查士丁尼瘟疫。虽然,诸如疟疾、腹泻、感冒等流行疾病常见于古代罗马。但是,公元165年的一场疑似天花的瘟疫,随罗马军团的足迹传遍了整个帝国,这种起源与异域的流行病开始入侵西方。而作者在书中用文献的确实记载,告诉了我们这些疾病、瘟疫的恐怖效果。起初在肆虐过后,疾病并没有消失,暂时的退却只是在寻求适宜的条件再次出现。等待条件出现后,便会再次暴发。165年大瘟疫过后,178年、182年和191年,在温暖潮湿的埃及,安东尼瘟疫曾多次暴发。而商队与军团又成为了这种传染病强力推手,将地中海周边再度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下。

公元249年,一种新的病毒自埃塞俄比亚向北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。这种发病急的病毒,造成了人口的锐减,在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些遗迹中,发现了大量被草草焚烧的尸体,这样大规模的尸坑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,人们采用这么极端且粗糙的处理尸体的方法,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的恐惧。作者大胆猜测了两种可能,这种病毒有可能是和禽流感类似的流行性病毒,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,猖狂于非洲的埃博拉病毒。而当时不明所以的人们将它称为西普里安瘟疫。因为这场莫名的病毒,基督教得到了大力的发展,人们对死亡触目惊心,开始寻求宗教的庇护,而异教徒则开始对现实世界产生恐惧。

第三次瘟疫发生在公元541年,因鼠疫而引发的腺鼠疫,从拜占庭传入地中海世界,在这里停留了超过200年之久。当时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尼,压榨民力,强挺着从蛮族手中收复了罗马大部分失地,复国的美梦在拜占庭成为了可实行的目标。但这场以查士丁尼皇帝命名的鼠疫,却让他的梦想破灭。这场鼠疫致死率可高达50%,瘟疫肆虐时,一天一个城市就有成千上万人死亡。横扫地中海以后,鼠疫在各地潜伏起来,等待时机再次肆虐。在书中最后的数据显示,在公元650年左右,欧洲人口仅剩3700万人左右,罗马城甚至不到3万人。疾病与气候并不是单独作用的,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气候的变化给大规模疾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,而罗马帝国的城市化发展使得人口聚集且急速增加,通商贸易、讨伐征战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方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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